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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7月25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寂寞的先生——追记语言文字学家李人鉴》的报道。
1994年，李人鉴在瘦西湖。（受访者供图）上下两卷，厚如砖块，洋洋130万字、1600余页的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静静摊开，纸页间星点密布的，是对《史记》逐字逐句的梳爬校勘，每一页都浸透着一位学者的毕生心血，凝结着其校勘功力与独到识见：原书十个字的记载，常牵出数百字的考辨，从字词训诂到文献互证，从语法规律到史例比勘，既有对字词本源的穷究，又有对文献体系的贯通，更有对语法规律与历史语境的勾连……旁征博引、精彩纷呈的校语，织就一张密网，将千年传抄中的疏漏讹误逐一打捞，也为后来者对《史记》的研究，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津梁。
这是语言文字学家李人鉴先生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，是他最厚重珍贵的身后之物，却也只是其学术生涯的冰山一角。
更多未能付梓的手稿堆叠于柜中——《左传辨伪》《史记十表考证》《史记语法概要》《〈商君书〉校读记》《关于汉墓帛书及汉墓竹简中的假借通用字》《现代汉语语法浅见》……
2004年初，李人鉴在病床上叮嘱女儿女婿，“把这些都献给国家吧”。
那是他去世的前一天。
21年后，我在人鉴先生女儿李玲家中看到这摞手稿，不同年份的16开纸张以棉线分册装订，摞起来高过手掌。每一册都按图书的体例编排，目录清晰，有的还附有前言后记。边角微卷，泛黄，甚至霉斑点点的纸页上，挤满整齐而小如蚁群的字迹，其中部分书写在旧试卷、旧讲义背面，有几册手稿拿使用过的牛皮纸信封作了封皮。
“他最后留下的基本就这些东西，手稿和几柜藏书。”先生的女婿刁九国算过，这些遗稿有上百万字，大都是古籍校勘专著及部分语法研究著作，李人鉴几乎没写过多少关于自己的文字。
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位不为世人熟知的学者是一个谜。
他倾注毕生心力的研究艰深生僻，且需要旷日持久的苦功。为专心治学，他选择过一种孤静的生活。在原扬州师范学院（今扬州大学前身院校之一）执教的31年里，李人鉴离开家人，在学校宿舍独居了30年。留给旁人的印象，是一个除了教书，便从早到晚埋首书案读书、著书的身影。
他“活跃”的样子只出现在讲台上，被一届届学生共同定格在记忆里。做学者，他全力以赴治学；当教师，他倾尽全力授课。有学生形容台下沉默寡言的他，一站上讲台就“判若两人”。
李人鉴的语法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末，就多次受到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关注和赞赏；他的古籍校勘成果也获得著名语言文字学家、古典文献学家徐复的肯定。
但因主题冷僻、出版难度高，他的书稿始终难以付梓。
李人鉴何尝不清楚自己的研究难有“市场”，但他笃信这些工作的价值。于是，他一如既往地，坐在书桌前，一本一本写，一写写一生。
少有人真正了解他。李人鉴不善言辞，不喜热闹，不涉娱乐，与人相交“淡如水”。但直到他离世20多年后的今天，仍有人不时念起：瘦西湖畔有过一位埋首古籍、皓首穷经的学者，一位倾心讲台、桃李芬芳的老师。
他活得安静，却留下长长的回声。
师 范
已经是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，但72岁的于广元忆及李人鉴给他上的第一节古代汉语课，一连说了三遍“印象非常深刻”。
彼时，他们1978级160多名学生上大班课。课前几分钟，一位个子不高、不苟言笑的老先生走进教室。
“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头两批学生，求知若渴，对老师上课的水平还有些挑剔。一开始，对这位老先生不了解，觉得他其貌不扬。”于广元回忆，“可是上课铃一响，李老师一上讲台，那种精神抖擞！那种抑扬顿挫！60多岁的人，不用话筒，不喝一口水，一直站着讲，可以说是把全身气力都投入到上课中。”
后来，于广元从同为李人鉴学生的一位师长处得知，这是“我们李老师上课一贯的风格”。几十年如一日，他站上讲台，就“以十倍精神”竭力授课，毫不惜力。他的课，因此被一届届中文系学子念念不忘。
有1960级学生记得，李人鉴给他们讲现代汉语语法课，生怕坐在大教室后排的学生听不清，上课时，仰起头，拼命提高嗓门，像“小喇叭”似地高声讲。他又不停走动，书写板书，炎炎夏日，身上的白汗衫湿透了，甚至脚边都洇着汗水，可“老师还在很努力地提高嗓门讲课”。
因为这水淋淋的汗衫，哪怕想开小差的学生也都安静地听讲。
1958级学生回忆，当年，学生们下乡劳动，李人鉴提着块小黑板跟着一起下乡，学生走到哪他跟到哪，见缝插针，在田间地头坚持教学，“敬业执著，实为罕见”！
除了尽心尽力、极致认真，学生们还常常提到李人鉴授课的另一特点——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，无论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，都能讲出自己的研究所得和独家见解。
“尤其是选修课，讲的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，没有一句空话。”最令于广元难忘的，是李人鉴尊重但从不迷信名家，对权威观点也敢于提出异议、直言批评，且言之有理。“学生一听不得了！我们那时很崇拜一些名家，听李老师这么讲课，真是振聋发聩，很启发思考。”
私下里，学生们议论老师的学问。有人发现，李人鉴从1957年起就在语言学权威期刊《中国语文》上连续发表论文；还有人在学校学报上，翻出不少他写的语法研究、古籍校勘和考证类文章。大家陡生敬意。
再往后，他们又得知，李人鉴在《中国语文》上发表第一篇论文后，就收到语言学家吕叔湘的信，称赞他的文章是“久未遇到的好文章”。此后，吕先生数次邀他参与学术界对汉语语法的大讨论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吕叔湘写作《汉语语法分析问题》一书时，还特地将初稿打印本寄给李人鉴征求意见。
大学毕业后，于广元留校任教。按照系里“老带新”规矩，李人鉴成了他的指导老师。他说，那段时光让自己受用终身。他刚开始备课时，李人鉴为他的讲稿把关；他登台试讲，李人鉴端坐台下凝神细听。
“像李老师这样认真严谨的人，做指导老师是绝不会敷衍的。”于广元说，“他话不多，但找他请教，他一定非常认真、非常负责地回答你。”
如今，于广元已记不起李人鉴具体传授过什么“为师之道”。“他不用说什么，跟着他，看到他的为人为学，你就知道当老师该有的样子——他就是这么一个样子。”
无须多言，身影自成标尺。或许，所谓的“师”与“范”就是这个样子。
苦 乐
1974年，中文系大一学生班吉庆带着自己写的古汉语语法论文，寻至李人鉴的居所请教，“实在想不到这就是大学教师的住处”。
时年60岁的李人鉴住在学校宿舍楼的一间阁楼里，只有七八平方米，低矮狭窄。屋内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衣箱，和四处堆叠的一摞摞书。
班吉庆后来与李人鉴成为同事，逐渐了解到那间陋室背后的坚持——学校多次劝李人鉴把泰兴老家的家人接到身边，这样可以分套大些的住房，家人也好照料年事渐高的他，李人鉴总也不肯。从42岁调入，到72岁临近退休，他在学校宿舍独居了整整30年。
“他怕师母来了，家里琐事多，浪费时间。”班吉庆太清楚李人鉴的执拗，“李老师最怕的就是浪费时间。他治学特别刻苦，你去找他，总能看见他坐在桌前看书写字。我接触过不少高校里的老先生，没见过谁像他这样刻苦，过得像个苦行僧。”
“寒暑假他才回家，回来也不休息，除去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，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写东西。”李玲的记忆中，父亲的时间表里从没有“松弛”二字。
“他是个有坚强毅力，甚至有些固执的人。”刁九国说，“对学术研究，他长期坚韧不拔地走下去，丝毫没考虑过如何让个人生活更愉快、更轻松些。”
课堂上全情投入地讲授，书桌前不动如山地钻研——李人鉴的世界里，似乎只有这两件“正事”。除此之外，一切能省则省、能简则简。
他后来搬到学校南宿舍的一处平房，走路去食堂不到5分钟。但为节省这几步路和排队打饭的时间，每天中午，李人鉴都会早早去食堂买回6两饭和一荤一素两个菜。中午吃一半，晚上用热水烫烫或者用小煤油炉热热，吃另一半。
班吉庆曾问李人鉴为什么不在食堂吃饭，“浪费时间”，他回答。为多看几页书、多写几行字，他宁愿吃几十年“残羹冷炙”。
令同事、学生们印象深刻的还有李人鉴的作息：每一天，他都过得像上了发条的钟表，准时准点到可以媲美哲学家康德。
据传，康德作息规律有如机械，邻居们甚至能根据他出门散步的时间校准自己的表。李人鉴每天早上5点起床工作，晚上9点熄灯睡觉，不止一个邻居向李玲和刁九国感叹，看见李老师在做什么，就知道现在几点。
当年，还是高中生的赵非住在李人鉴南宿舍的房子对面。因为冬日赖床，父亲以“朝五晚九”的李老先生为榜样教育儿子。“我心里有些不信，便有心一探究竟。”30多年后，赵非在文章中回忆，自己为此特意起了大早，对着手表观察李人鉴几点起床，发现果然如父亲所说，“但还是有些不服气，又连续观察了几天，确实天天如此”。
“我们都非常佩服李老师的刻苦治学。他起点不高，高中师范科毕业，1936年曾入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，可能因为抗战爆发，1937年就中断了学业。调到高校前，他一直教中学，却凭着自学成才，在语言研究和古籍校勘上成就卓著，自成一家。”在班吉庆看来，李人鉴的学术成就全靠他苦行僧般的苦读与钻研。
他那篇被吕叔湘赞为“久未遇到的好文章”的论文，研究的是家乡泰兴方言动词的后附成分。“别人也会说方言，但李老师就能思考钻研，总结出规律。”
不久前，为写纪念李人鉴的文章，班吉庆费了不少力气购得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《中国现代语言学家》。据当年书讯，这是首部介绍我国现代语言学家学术成就的工具书，收录了从1898年《马氏文通》到1980年代的216名现代语言学家。“都是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，我们李老师也位列其中。”
李人鉴《左传辨伪》手稿。除署名外均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摄时间，是李人鉴为数不多因而格外珍惜的全部本钱。为完成一些想做的事，他为自己选择并坚持了一种节制、清苦而纯粹的生活。
治学之外，李人鉴没有什么爱好。他不抽烟不喝酒。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，他不参加主办方安排的考察等活动，独自待在屋里看书。他也看不懂电视剧，觉得剧里人物个个都长得很像。
“但李老师从没讲过感到生活单调这类话，在我看来，他是甘于这样、乐于这样的，苦中有乐。”于广元说。
班吉庆亦有同感：“每个人都觉得他过得太苦了。哪有苦到这份上的？可他自己不以为苦。只要不打搅他，给他时间，让他把想做的事做完，想写的东西写出来，其实，他一生都在做自己爱做的事。”班吉庆说，李人鉴身上有一种对学问的痴迷与热爱，“我们现在做研究，还有多少人有他这样的精神？”
许多年过去，校园几经焕颜。行走于今天的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，刁九国指着校东门附近的一片青翠林木说，这个位置就是李人鉴住过的南宿舍。曾经，就在这里，每天清晨5点，一盏灯总是早早亮起，从未缺席。
志 趣
1929年的无锡，15岁的高中生李人鉴攥着节衣缩食攒下的五块五角钱，从书坊捧回一套王先谦的《汉书补注》。家里并不宽裕，父亲得知此事，带着嗔怪叹道：“这能买到上石的粮食了！”
有些志趣，立下就是一辈子。彼时，没人知道，捧着书的这双手，未来还要翻遍数千册古籍，要花无数个日夜伏案写作，在稿纸上留下数百万字的校勘考订，从青年写到暮年。
各类典籍中，李人鉴尤其钟爱《史记》，说自己“真有点入迷”。见到历朝历代的注本、异本，或抄或买或借或复印，总要想法子一览为快。
比对各版《史记》与《左传》《汉书》《竹书纪年》等其他史籍，李人鉴逐渐发现，这部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经两千多年传写、翻刻与增删，在传本里存在不少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。
他感到有必要做一番校勘考证、辨伪存真的工作，自信可以通过一番努力，为后代留下一部更可信的《史记》。
1936年，22岁的李人鉴开始撰写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。凭借语法研究上的专长，他逐字逐句地从古汉语语法和司马迁撰述体例两方面入手校读，日复一日，像擦拭一面蒙尘古镜，细致入微地尝试恢复这部传世典籍的本真。
例如：《史记·魏公子列传》中，有一句“欲以客往赴秦军，与赵俱死”。李人鉴认为，“俱死”前的“赵”字“乃后人所妄加也”。
“赵”是国名，国当以存亡言，不当以死生言。他接连举出《史记》里《伍子胥列传》《张耳陈馀列传》《儒林列传》等各篇中“俱死”的用法，指出《史记》中多次出现这个词时，都是形容人跟人同死，没见过形容“跟国家一起死”的。
他又对比《项羽本纪》“与俱去”、《楚元王世家》“与俱西”、《范雎蔡泽列传》“与俱来”“与俱归”等相近句式，进一步佐证“与赵俱死”应当是“与俱死”。
这样“以本书校本书”，极具见识与说服力的例子，在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中不胜枚举。李人鉴曾自评这部著作的特点为：“主以本书校本书，亦旁及于《汉书》《汉纪》《新序》等书。”
如此深耕细作，从繁杂的历史文本中梳理脉络、辨析讹误，既要对《史记》本身了如指掌，又要对相关史籍的异同烂熟于胸，考虑到工作量之大、难度之巨，这注定是漫长而艰苦的劳动，需要一些大无畏的执着，也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心性与不计回报的坚守。
李人鉴留下的部分藏书。在战乱动荡中，李人鉴耗费十年完成初稿，又以近40年光阴反复打磨，终于在1985年，他71岁那年，给这部130多万字的巨著定稿。
写于1984年末的序言里，他留下了少有的自白。回顾了年少时对古籍的兴趣，校读《史记》过程的坎坷辛酸，对清代学者张文虎的校勘成果及中华书局1959年《史记》点校本的看法……袒露自己青壮年时，“确实是很有一点雄心壮志的”。
他对《史记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尚书》等典籍都有著述计划，单是《史记》，除了校读记，就还想写成《史记读法略例》《司马子长年谱》等。后来，他也按部就班地付诸实践，完成了计划中的部分著作。
但在年迈体弱的当时，他首先想把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加以完善，贡献给读者，否则——“我将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我的父母妻子，更对不起祖国和人民”。
他盼着这部书能为未来的《史记》新注释本铺砖添瓦。“如果客观条件许可的话，我将不惜残年余力，为《史记》新注释本的早日出现再作一番努力。”
沉 显
班吉庆记得，1985年左右，李人鉴开始为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一书联系出版，但屡屡碰壁。原因如出一辙：书的体量太大，读者群太小，印出来难免赔本。
有出版社建议李人鉴把书稿删到20万字，他当然不肯。也有出版社提出收费出版，他愿意贴补，可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。
看着老师日渐佝偻的身影，班吉庆跟着着急，提议求助于媒体。“我先征求老师的意见，他说可以，试试吧，别抱太大期望。”
出乎意料的是，1988年7月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全文刊登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步播出了班吉庆的读者来信：《“一百万”字嫁不出去，学术著作出版困难》。编辑在“编者按”中呼吁人们关注这种现象，批评出版机构无视社会效益，对难以挣钱的学术著作慢出版、少出版甚至不出版的做法“于国于民危害甚大！”
“嫁”不出去的“太史公”，引得全国多家出版社关注。可当他们远道而来，见到那字迹细密、内容艰深，连誊抄一遍都很费力的手稿，又都打了退堂鼓。
这样的波折反复上演。李人鉴也不免感到悲观迷惘，但他依旧坐在书桌前，他要写的书还有许多。
他告诉关心书稿出版的人们，就算书出不了，校勘古籍这件事他也要继续做，好好做。
“他知道写这些没什么市场，但一方面，他就是对这个感兴趣，另一方面，他觉得这些书对国家、对后人是有价值的。”刁九国说。
李人鉴跟刁九国和李玲讲过，他不是不能研究别的，甚至可以写一本《李老师讲语法》，“但写那些没有意思”。他说自己年轻时，就踏上古籍研究这条路，不想半途而废。
1994年，出于对李人鉴著作学术价值的认同和对他的敬意，甘肃人民出版社提出，赔本也要促成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的出版。其后5年，编辑们反复校改清样、与李人鉴沟通书稿疑难，终于在1998年10月，将此书印行面世。
这一年，李人鉴已经84岁了。距离班吉庆那封投稿信的发表，也已过去了整整十年。
班吉庆回忆，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一经问世，便以其扎实的文献功底和细致的文本校读，赢得诸多著名学者的关注和高度赞誉。
曾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、《辞海》编委等职的语言文字学家徐复评价：“作者耽思傍讯，每释一义，如老吏断狱，皆当于理。读之者如入宝山，乐而忘返，诚近今之绝业矣。”他特别指出，李人鉴据语法以释文意的专长，“清人不及也”。
南京大学教授、历史学家茅家琦“读了李教授这部大作，深感其学识功力之深厚，见解之精辟”，称赞此书“的确是集前人之所长，纠前人之所不足”。
文史学家卞孝萱、安平秋等也对这部书予以高度评价。
上世纪80年代，吕叔湘曾建议李人鉴将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与其另四部书稿——50多万字的《史记十表考证》、20多万字的《史记语法概要》、10多万字的《史记索隐单行本校读记》和20多万字的《司马子长年谱》，合在一起，出版为《史记研究五种》。
遗憾的是，这至今仍是纸上构想。他的其他书稿依旧束之箱底，等待被看到。
刁九国曾劝李人鉴找找人，比如跟吕叔湘提提，李人鉴摇摇头。又有朋友出主意，让李人鉴找自己学生帮忙，他的学生里不乏各界英才。
“他说我不找。我不能上了个课，就用这个身份去求人办事，让人家为难。”刁九国回忆，“他心里其实很想把书出版，他觉得这些东西对祖国的文化传承、对未来的研究，一定有用途。如果出版社都不要，他说就交给国家。直到临终，他都是这个想法。”
2004年，李人鉴离世。两年后，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团队，启动了对1959年点校本《史记》的修订工作。2013年，修订本《史记》出版，增加校勘记3400余条，完成实质性修订1300多处，其中明确采纳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的校勘意见数十条。
《史记》修订工作负责人赵生群教授评价：“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对点校本《史记》的修订具有启发意义，尤其在文本断句、异文取舍上提供了可信条例。”
班吉庆认为，李人鉴的《史记》校勘成果被权威最新整理本采纳，正是其学术价值最直接的体现。这部著作不仅对《史记》的研究与整理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，更为后世的《史记》研究及古籍校勘工作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范例。
把李人鉴的手稿码整齐，用报纸包住，再用绳子仔细束起，刁九国说：“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，希望有一天能把他留下的书稿出版，哪怕只出一两本。”
据扬州大学介绍，李先生的未刊著作已列入该校2022年“文脉工程”项目，项目名为《李人鉴文集》，由扬州大学文学院朱岩教授负责整理，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。因整理难度等客观因素，人们仍在默默等待，期盼这份沉寂多年的学术遗产能早日问世。
镜 照
刁九国曾问李人鉴，他的名字有什么来历。李人鉴说，“鉴”就是镜子。唐太宗怀念魏征，感叹人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见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“‘人鉴’，就是以人为镜，做人行事要端正，给人家树个榜样，成为助人知得失的镜子。”
李人鉴的确像一面镜子。在他离开多年后，人们想起他，不止为怀念，也是为照见。
在班吉庆看来，回望李人鉴的学术人生，回望的不仅是一位德才兼备的教授的个人成就，更是一种可贵文化传统的现代传承。“看到李老师，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人，我总在想：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后来人又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？”
“他的认真教学、勤勉治学影响了我一辈子。”于广元说，“现在这样的老师怕是不多了，所以更应该让大家知道他、了解他。你真正要做学问、做老师怎么做？以人为鉴，有李老师可以借鉴。”
刁九国的印象里，李人鉴很少对子孙讲做人做事的大道理，“但我们都清楚他的主张，就是人要有坚强的毅力，要不遗余力去追求”。
校的是古籍讹误，磨的是人心浮尘。这面用一生擦亮的“镜子”曾照见“板凳坐得十年冷”的沉潜之志，传道授业的赤诚之范，以及民族文化传承中绵延的根脉。
他静静等待着每个愿与之对照的人，也无声叩问：该如何守这份“志”，承这份“范”，护这脉“根”？
扬州大学文学院办公楼墙上的李人鉴纪念牌。今天，扬州大学文学院办公楼一楼的灰砖墙面上，悬挂着建校以来，文学院“十大名师”的纪念肖像。其中，以“人鉴”为名的李先生平静地注视着前方。
下方走廊上，年轻师生往来穿行，步履匆匆。偶尔，有人会驻步抬头，仔细看上一眼，再继续走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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